特朗普與「民粹主義」《二》

民粹主義(populism)似乎是一個只有在西方出現的現象,而從來在亞洲沒有出現過,資深的新聞從業員Fareed Zakaria引述哈佛大學一份研究,嘗試去解釋這現象。首先,自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,西歐國家,包括美國在內,都在經歷着一種經濟的停滯不前,當中雖然有間竭性的蓬勃時代,但整體增長仍然算是緩慢,金融界專家Ruchir Sharma在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一書中指出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問題。西歐國家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,家庭的人口在縮減,以致進入勞工動力的人越來越少,但國家的人口卻是越來越老化,所以對整體的經濟增長,造成了負面的不平衡。

另一個叫問題複雜化的因素就是「全球化」(globalization)。全球化叫西方國家的市場大為開放,隨之而來的是人流、產品、資金、和資訊自由來往,這種自由貿易對整體經濟來說固然有助益,但對勞工階層來說卻是造成嚴重打擊,譬如在美國的成衣製造業,在生產成本上根本沒有可能和第三國家的廉價勞工相比,單看美國蘋果電腦所出產的iPhone在那裏製造就知道了。另外,時代周刊的編輯之一Rana Foroohar在她的著作Makers and Takers中指出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日趨金融化(Financialization),資本主義的原來精神已經走樣,各大企業的運作越來越像投資銀行,Google、Apple、Facebook、Yahoo均是如此,結果,一間公司的盈利不在乎生產,只在乎金錢的調度。譬如蘋果電腦公司在2013年需要$17 billion,公司已經有$145 billion 在銀行戶口,但為了稅收的緣故,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去借回來,然後將這筆錢去收購自己公司的股票,於是華爾街看好,蘋果股票飆升,投資者皆大歡喜。但這種做生意方法,卻是把研究和發展(R and D)的資源調走,對製造就業和生產的底線削減,長遠來說沒有好處,直接的影響,固然是專業行業,但對其餘服務行業,也就是非專業人士的就業機會,仍然是有着一定的間接影響。

與全球化有着同樣力量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資訊和科技革命。第一,資訊和科技的日益進步令到全球化根本完全不會走回頭路,更且,現代科技令到一些工作亦在地面上消失,譬如售賣唱片的Tower Records就倒閉多年,甚至大型公司如Eastman Kodak的員工,亦因為電子攝影的發明已不再會有這行業的工作,如今Tesla和Uber發明和發展無人駕駛的汽車,將可能影響到美國三百萬以上的人的工作。一個反映這個現象的數據,就是在奧巴馬任期內,有八百萬個需要大學程度的職位被建立,但無需大學學位的職位卻只有八萬,相差一百倍!最後,政府的財政預算與赤字,都成為了阻撓經濟復甦的原因。一個政府的財赤的多或少,要跟他的國民生產總值(GDP)相比,英國的比例大約是81%,美國則為104%,從純經濟角度來看,固然未算令人憂慮,但政府若要有大動作的花錢,卻有一定的牽制,如此,期望政府多花力氣予以幫助的人民,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失望了。總括來說,人口下跌、全球化、金融運作化、科技化、和財政措施加在一起,就成為了一股集體力量,打擊着社會中一群勞工階層,在過去十年當中,一直未能翻身,而這股力量的總和,亦改變了西方國家幾十年來選民按着資產階級去投票的慣例。

20世紀的政治觀一直是黑白分明,左傾分子(如美國的民主黨)主張增加政府消費、擴大社會福利、對商業增加管理。右傾(如美國的共和黨)則主張小政府、少福利、及對商業使用自由政策(laissez-faire)。支持左傾的多是勞工階層,所以民主黨被稱為人民政黨,而中產及以上則多數支持右傾的共和黨,所以選民的收入差不多可以決定了投票的取向,但哈佛大學的研究指出,到了80年代這種預測性在英國、法國、瑞典、和西德已經靠不住,在美國,這種預測性到了90年代更加蕩然無存。上面提到因為人口下跌、全球化、金融運作化、科技化、和財政措施這股集體力量,令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長期處於爬行狀態,以致選民的經濟狀況再不能預測他的投票取向,反而其他文化因素變得更加重要,我們現在常常聽見的,就有種族問題、同性戀問題、移民法案、和全球暖化問題,所以跟着要去問的,就是今次特朗普的支持者所關心的文化因素是什麼?筆者相信問題的答案會幫助我們去了解美國本土的一半人口。

在探討這個問題的答案之前,筆者希望帶領讀者從歷史的角度去探討本土美國化的民粹主義,以便有一個更深入的了解。根據Georgetown大學的歷史教授Michael Kazin解釋,以「左傾」和「右傾」來形容民粹主義並不完全,這種思想其實說是「基層」對抗「上層」更為準確。美國歷史中有着兩種民粹主義者,兩者都是怒氣衝天,頭一種把怒氣的矛頭指向企業界中的精英和政府,認為他們出賣了社會中那些真正出賣努力、「落手落腳」的基層,這些被出賣的是美國社會中廣大的一群,他們追求的是一種屬於公民的民族主義(civic nationalism),他們的理想,是人類享有着基本的平等,於追求生命、自由、和快樂有着不可被剝削的權利。特朗普是屬於第二種民粹主義者,這個派系也是對企業界的精英和政府抱怨,認為他們剝奪了人民的經濟機會和政治自由,但是他們對「人民」的定義卻相當狹窄,而且有着特定的種族範圍,他們認為「真正的美國人」只是那些帶有歐洲血統的白種人,他們認為政府和基層那些有色人種互相勾結,目的要去對付他們這些「愛國的」白種人,歷史學家Gary Gerstle稱這種思想為種族性的民族主義(racial nationalism)。

我們眼前所見這種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,只不過是「舊酒新瓶」,這種在種族上的排外主義,在美國歷史上就曾出現過好幾次。1877年,三藩市的一位生意人Denis Kearney成立了「加州工人黨」(Workingmen’s Party of California) ,為了要對付在美國的中國勞工,他指控那些『肚滿腸肥的貴族在亞洲的貧民窟中找來最凶狠的奴隸- 就是那些中國苦力- 帶他們來到自由的美國人的勞工市場,擴闊了貧富之間的懸殊,壓抑了白人勞工。』加州工人黨當時的口號是:『中國佬要走!』(The Chinese Must Go!) 1882年,聯邦政府簽署了「中國排除法」(Chinese Exclusion Act),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條禁止屬於一個國家的人進入美國的法例,二十年後,加州的工人黨繼續對國會施壓,禁止日本移民進境,恐防移民中混有日本間諜,為天皇探取機密好襲擊美國,情況正如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對回教徒的態度相似。

但更多為人所知的一段民粹主義歷史,卻是1920年代的3K黨(KKK)。相當諷刺的地方,就是大部份支持這個歧視黑人組織的都是基督徒,循道會和浸信會的人,就都做過領導人,雖然3K黨最終被政府打壓,但處於蓬勃期間亦曾影響國會在移民政策上採取排外措施。特朗普亦同樣抨擊國際領導人採納「國界開放政策」(open borders),而且非常清楚地點出他的目標,就是墨西哥人和回教徒。前者,是『因為他們搶走美國人的工作,而且當中有很多是罪犯、強姦犯、和走私販毒的惡人』。後者則是恐怖分子,他們是『沒有理性,對人的生命沒有尊重。』特朗普本人是否一個白人種族主義者?這是一個可以爭辯的問題,一方面,最少他沒有堂而皇之的承認過,他甚至在電視上公開斥責那些種族排外的罪行,另一方面他在整個競選過程中的言行都表示着種族主義,以致一些白人優越主義的組織都是他的支持者,但無可否認的一件事,就是在整個「特朗普主義」運動當中,帶有一種很濃厚的種族性的民族主義(racial nationalism)的味道。

說到這裏,筆者必須指出引述Kazin 教授的論點,原意是要為讀者提供歷史角度去考慮現在的處境分析,並非要指斥所有支持特朗普的都是狹窄的種族主義者,這種觀點不但是嚴重的錯誤,更加會增加了國家的分化。換句話講,美國近代史中的排華法案和3K黨的出現,指出了當時一小撮人感受到被排擠的威脅,從這個亮光,我們可以嘗試去了解支持特朗普的人中所感受到被威脅的心態。其實細看兩位專家的分析,特朗普支持者的面貌已經是呼之欲出了,他們的面貌如何,在下一期為讀者們分解。

(原文在《號角月報》刋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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